用工荒期间 农民工化被动为主动

    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民工荒已然是春节前后必被提及的常规性话题，而今年尤甚。全国多地的“民工荒”或招工难的报道铺天盖地持续不断，此类新闻不仅占据着门户网站的重要位置，也是中央媒体密切关注的焦点。

　　“民工荒”，纠结在春天里

　　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每年在新年伊始都要上演大范围“民工荒”，今年更甚，地方政府 “截留”、企业盘踞火车站“抢人”……今年全国外出务工农民有望超过1亿，如此大的输出为何还频繁出现民工荒？有专家指出，民工待遇不公、经济热潮加大劳动力需求、信息传递滞后等因素是造成目前民工荒的主因。

　　身价涨，“卖方”变“买方”

　　大年初一，尚在老家过年的邢炳林接到了老板打来的拜年电话，电话中，除了拜年的话语，老板一再叮嘱他：“年后一定要接着来上班，工资好商量。”

　　自 2006年下半年，邢炳林一直在北京市丰台区京开建材市场一家五金配货公司当搬运工，“几年来，老板年年给我涨工资，最初只有1000元钱，2010年已经涨到1500元了，还包吃住。年底回家时，老板怕我节后不再去上班，还专门给我买了新手机。”

　　正月初四上午，邢炳林再次接到了老板催促上班的电话，工资也涨到了1800元。即使这样，邢炳林说：“最近新闻里一直报道民工荒，我们农民工已经由原来的‘卖方’，变成了如今的‘买方’，今年的工资肯定还有上涨的余地。”

　　事实确如邢炳林所分析的一样，聚焦这个主题的新闻报道狂轰滥炸，让人们认为民工资源非常紧缺，民工收入水平将大幅提高，民工地位和处境将明显改善。

　　2011年2月份第二周，“年味”还未开始褪去，央视《新闻1+1》和《新闻调查》栏目分别就“民工荒”和“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深度报道分析与评论。在“用工荒”袭击华东和华南的同时，一向人口扎堆的北京也开始受到影响。

　　位于西三环的六里桥，是2006年邢炳林来北京找工作的地方，这里曾长期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的集散地，周边的北京西站、六里桥长途汽车站、莲花池长途汽车站给六里桥一带聚集了足够的人气，但现在情况有所变化。

　　当记者再次进入六里桥南一家农民工职业介绍所时，与往年相比，这里相当冷清，除工作人员外，仅有三人，而其中两名是来招工的小企业负责人。

　　该职介所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企业多了，求职的人少了，这和两年前有了明显的反差，“2009年春节过后，整个介绍所都是人，现在来京务工的人减少后，能够明显感觉到企业对人员的需求。这种情况在去年春节后开始出现，但今年更加明显，而且餐馆服务员这类用人单位几乎一个人都找不到。”

　　北京市西城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一位负责人说，北京不像东南沿海城市需要大量从事加工制造的人员，北京最需要的是“简单体力工人”，这包括餐饮服务业、超市、保安、保洁等。“但这类工作的工资水平相对比较低，由于物价上涨快，所以在北京打工的性价比并不高。”

　　被“平均”，东西部用工难均存在

　　近几年来，每年春节前后农民工成为中国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欧真志说，2011年春节后广东地区用工缺口约在百万人次，接近广东省超过3000万总用工量的5%左右。而伴随“节日荒”的，是当前珠三角企业招工“常年缺”状态。

　　据有关资料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也就是说，东部的低工资发展模式已经丧失了区域竞争的优势。农民工资源被“平均”，东西部用工难均不同程度存在。

　　农历新年过后，又是新一轮的农民工离乡打工潮来临。与往年不同的是，春节前，东南、华南等许多传统的用工大省就已经出现了用工荒。而在湖北、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当地政府和企业出台了更多的措施“截留”农民工。

　　在湖北、四川等地，政府纷纷打出“留工”口号：或以“方便子女入学”、“就近照顾老人”等感情因素打动人，或到车站码头围追堵截，上演了一幕“中西部与东部争抢农民工”的景象。

　　在武昌火车站，一张张印有武汉招聘信息和求职提醒的“春风卡”派发给候车的农民工手中，卡片上提示，2月9日起至3月11日，武汉市将举办117场免费招聘会，8000多家企业提供24万个就业岗位。

　　西部大开发战略效应逐渐显现，原来净劳务输出地也能够留住部分劳动人口，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的劳动力短缺压力增大，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还是由于这个模式的影响，在未来若干年内，春节后的“抢人大战”也将会成为一个模式。

　　“抢人大战”一方面说明了用工单位对熟练技术民工的渴求，另一方面暴露出劳动力市场上高素质劳动力的短缺。

　　从全国来看，最开始的农民工主要以建筑业为主，接着就是制造业。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流动的规模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流动迁徙的形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跨地区流动，这种人口流动也称为“民工潮”；另外一类流动则是农民就近流动到快速发展的本地城镇。

　　民工回流潮起源于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危机时期，而大规模发生民工离开外出务工地，返回原籍附近较发达的南方特大城市的情况出现于2009年底2010年初，尤以2010年初浙江、广东等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为代表。2011年春节后，沿海地区再次出现“民工荒”高潮。

　　在更多人看来，这种“民工荒”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表现。当前用工荒固然与宏观经济形势直接相关，但更是2004年以来劳动力短缺现象合乎规律的延续，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

　　有分析人士指出，除产业布局的转移外，劳动力增长速度跟不上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导致用工紧缺的因素之一。“独生子女政策使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难以满足用工需求，不少农村家庭也只生一个孩子。”

　　另据介绍，中国的普通劳动力供给近几年一直呈现增速下降的趋势。上世纪90年代，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在1000万至2000万之间，近两年的增速只维持在几百万。此外，随着中国高校的扩招，劳动力人口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从事低端生产的普通劳动力日趋减少，因此近几年的“用工荒”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

　　用工荒，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新一代的农民工与上辈们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涌入城市，想要找寻的不仅是一份温饱，还希望有更多的收获。传统制造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待遇，已经不足以吸引他们背井离乡。这或许将是倒逼沿海中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又一大动力。

　　据业界观察人士分析，“用工荒”是全球产业转移的正常现象，目前这轮产业转移终于选择了中国。中低端制造业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是大势所趋，可以说是全球战略转移的成果，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将工厂开到家门口”。2010年全球最大、效率最高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的大搬迁就是象征性事件。

　　观察人士表示，“用工荒”是一个多棱镜，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比如新生代农民工务工观念的转变，以及低端制造业工人待遇长期得不到提高等。

　　“‘用工荒’现象从2003年开始在中国局部沿海地区出现，经过七八年的发展已经由局部的用工短缺向全局性用工短缺发展。”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车伟说。

　　张车伟表示，这两年出现的中西部和东部争夺普通劳务工人的新现象，既是中国产业梯度转移的客观现实的反映，更深层次还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与普通劳动力供给之间的矛盾。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的农民工在2。2亿到2。3亿之间，真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大约为1。4亿。接受采访的多数经济和人口学者表示，“用工荒”将成为一种常态，伴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企业转型升级的始终。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的逐步转移，中国经济已步入“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时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发生了重要转变。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因而我们观测到普通工人以及农民工的工资、待遇等等都大幅上涨。

　　进一步地，这些转变也为农民工获取更多的福利待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看到，许多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已经越来越多地覆盖到了农民工，使其获得的社会服务逐渐向城市本地人靠拢。

　　东部地区与西部抢夺农民工是发展怠惰的表现，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东部沿海地区一直在重复“国外订单多了抢民工、订单少了赶民工”的戏码， “民工荒”也给这样的企业敲响了警钟。

　　张车伟认为，中国固有的城乡二元体系是造成农业人口劳动力短缺的深层次原因。如何保障农民工享有与城市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使他们从流动状态转为稳定状态，是解决经济发展与普通劳动力供求紧张的最根本途径，“而这需要全方位的努力”。

　　分析人士表示，“用工荒”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正面的刺激作用，迫使沿海地区的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各行各业的主要劳动力也称外来打工者将有可能比较快地提高自己的收入，而这是改变中国现在社会中收入结构不合理的一个重大推动。